良尝事我，得显幸，良诚能反赵为秦，赦良罪，贵良（《史记·张耳陈余传》，《汉书·张耳陈余传》）。

自《春秋》之法绝笔于获麟之一句，而褒贬重轻之义，进退是非之训，卒不可得而复见邪！其大权大法，幽深隐奥，则不可得而见矣！其祖述圣人之绪馀，而立为一家之学，裁成义例，以示后世，庶几得其髣髴者，犹可见焉，迁、固之史是也。马迁始改编年之旧，而为纪传之书，以帝王继统而谓之「纪」，以公侯传国而谓之「世家」，以卿大夫列位而为之「传」，而善恶褒贬之意寓于其中，其为功亦勤矣。至班固则又继其法而成一代之史。夫二百年间，天下国家君臣事物之变，可谓广且多矣，以八十万字之文可胜载邪？向非裁之以义例，则错乱糅杂，而莫能究其体要，知其统类，乌足以称为良史哉？故纪言其略，而传载其详，而传之先后，抑有义焉。以功之大小而次之，则韩、彭之后，当继之以卫、霍也；以人之贤愚而次之，则萧、曹之后，当继之以丙、魏也。而世之远近，殊不接矣，亦非记事之体也。故传之所次，服虔谓不以功之大小、人之贤愚，惟以时之先后；而颜师古亦曰又以事类相从。夫时之先后相继，而事之义类相从，则一时之本末，众人之是非，举其端而可以推之矣。贾山之《至言》，皆借秦以为喻；路温舒之抗疏，则亦曰「秦有十失，其一尚存，治狱之吏是也」。二人之志，皆指明秦氏之乱亡，以劘切世主，而欲其除烦救弊，岂非事类之一邪？传而同之，不为失矣。不独此而已也，欲观其变诈之迹，则见于张耳、陈馀；欲观其开陈治乱之道，则见于徐乐、严安；欲观禦边之策，则见于贾捐之、严助；欲观抚民之要，则见于龚遂、召信臣。凡为此者，皆类而从之之谓也。师古之言槩举一二以明之，信乎固之称良史也。

问：恭惟主上居安虑危，储才待用，比者纳廷绅之请，申饬主帅，延见偏裨，将以拔尤取隶，以次甄擢，于以搜择练兵习武之才，阴养推毂分阃之望，甚盛举也。知人之难，自昔所重。拔校为将，其事尤难。厥今士伍之间，岂无勇略之士？且古之选将，或出于儒学，或得之果毅。今将取诸轻裘缓带之流乎，则成安君以儒者而卒为敌禽，是文非所尚也。不知春秋谋元帅，何为专以诗书礼乐乎？将取诸搴旗先登之流乎，则杜预身不跨马而竟成骏功，是勇非所先也。不知《诗》刺爪牙之士，何为而首讥其无拳无勇乎？逊、抗并萃一门，或谓将略之传真有其种，然赵括读父书，李陵隳家声，似不可以门地拘。剪、起皆出山西，或谓将才之生诚有其所，然孙破虏吴人，周瑜、鲁肃皆淮产，又不可以气俗论。或又曰平居无事，先论拊循；料敌制胜，当观策略。然李广简易，士乐为用，不免屡北；霍去病不学兵法，军行绝远，未尝乏绝。岂长于拊循者，未必可用于战阵；拙于韬略者，未尝不长于深入耶！夫将者，三军之司命。持大兵如擎盘水，用得其人，宗社以宁，称匪其才，成败系焉。上方驾驭英雄，收揽群策，以壮国威，以严武卫，伊欲韩、白之将辈出，以供器使。愿闻拣拔搜选之方，以副明诏，何为而可？

（甘公）公一名德（《史记·陈馀列传·索隐》）。

近得伯言表，以为曹丕已死，毒乱之民，当望旌瓦解，而更静然。闻皆选用忠良，宽刑罚，布恩惠，薄赋省役，以悦民心，其患更深于操时，孤以为不然。操之所行，其惟杀伐小为过差，及离间人骨肉，以为酷耳。至于御将，自古少有。丕之于操，万不及也。今睿之不如丕，犹丕不如操也。其所以务崇小惠，必以其父新死，自度衰微，恐困苦之民一朝崩沮，故强屈曲以求民心，欲以自安住耳。宁是兴隆之渐邪！闻任陈长文、曹子丹辈，或文人诸生，或宗室戚臣，宁能御雄才虎将以制天下乎？夫威柄不专，则其事乖错，如昔张耳、陈馀，非不敦睦，至于秉势，自还相贼，乃事理使然也。又长文之徒，昔所以能守善者，以操笮其头，畏操威严，故竭心尽意，不敢为非耳。逮丕继业，年已长大，承操之后，以恩情加之，用能感义。今睿幼弱，随人东西，此曹等辈，必当因此弄巧行态，阿党比周，各助所附。如此之日，奸谗并起，更相陷怼，转成嫌贰。自尔已往，群下争利，主幼不御，其为败也焉得久乎？所以知其然者，自古至今，安有四五人把持刑柄，而不离刺转相蹄啮者也！强当陵弱，弱当求援，此乱亡之道也。子瑜，卿但侧耳听之，伯言常长于计校，恐此一事小短也（《吴志·诸葛瑾传》）。

夫听察者，乃存亡之门户，安危之机要也。若人主听察不博，偏受所信，则谋有所漏，不尽良策。若博其观听，纳受无方，考察不精，则数有所乱矣。人主以独听之聪，考察成败之数，利害之说杂而并至，以干窥听。如此，诚至精之难，在于人主耳，不在竭诚纳谋，尽己之策者也。若人主听察不差，纳受不谬，则计济事全，利倍功大，治隆而国富，民强而敌灭矣。若过听不精，纳受不审，则计困事败，利丧功亏，国贫而兵弱，治乱而势危矣，听察之所考，不可不精，不可不审者，如此急也。

凡有国之主，不可谓举国无深谋之臣，阖朝无智策之士也；在听察所考，精与不精，审与不审耳。何以验其然乎？在昔汉祖者，聪听之主也。纳陈恢之谋，则下南阳；不用娄敬之计，则困平城。广武君者，策谋之士也。韩信纳其计，则燕齐举；陈余不用其谋，则泜水败。由此观之，汉祖之听，未必一暗一聪也。在于精与不精耳。广武之谋，非为一拙一工也。在用与不用耳。不可谓事济者有计策之士，覆败者无深谋之臣也。吴王夫差拒子胥之谋，纳宰嚭之说，国灭身亡者，不可谓无深谋之臣也；楚怀王拒屈原之计，纳靳尚之策，没秦而不反者，不可谓无计画之士也。虞公不用宫奇之谋，灭于晋；仇由不听赤章之言，亡于智氏；蹇叔之哭，不能济崤渑之覆；赵括之母，不能救长平之败。此皆人主之听，不精不审耳。由此观之，天下之国，莫不皆有忠臣谋士也。或丧师败军，危身亡国者，诚在人主之听，不精不审。取忠臣，谋博士，将何国无之乎（《群书治要》）？

门下。越自去秋。狩于太华。万乘所至。兆人是归。而大无不周。细无不具。其间举重典。振颓纲。封畿肃清。宫阙断度。罔有废事。其故何哉。吾有诚臣。社稷之福。今冯翊近藩。襟带河渭。抚驭不谨。烟尘忽惊。将俟廓清。爰考前绩。官占蔽志。吾何疑焉。具官某。星纬炳灵。山河间气。理先正本。谋必应机。知义安居。士皆尽力。厚生利用。人得保家。闾阎则咸仰吏师。军旅则共推良将。范宣子先兴让典。成安君止用作谋。以标式大朝。准绳列镇。一受命则表章十上。以得请为期。一推心则忠孝两全。以奉公为本。总是全德。实吾伟人。今者沙泽之阳。疆理相接。厉阶斯构。改作是宜。俾兼统制之权。允伫抚绥之惠。尔当视同如华。济猛以宽。则吾坦然。人俟安一。敬服丕命。以孚于休。

臣近者伏蒙圣恩许令入觐，特御内殿，三赐引对，疏远之迹得望穆穆清光于咫尺间，从容移时。仰聆玉音，俯竭愚悃，臣子之情，不胜欣幸。然进对之久，恐劳圣躬，加以言词拙讷，敷奏迂疏，犹有未能尽其底蕴者，敢昧死以闻。臣本书生，初不知兵。自靖康以来，窃见朝廷军政不修，致有夷狄之祸，夙夜以思，欲振起中兴之业，为自治自彊之计，非兵不可。昔苏轼当熙宁、元丰间，著论深戒用兵；使轼生于今日，则必以兵为先务。何则？所遇之时异也。然兵家多故，千绪万端，有奇有正，变动无方。能读其父书者，未必能施于行事；不读古兵法者，未必不暗合孙、吴，顾所以用之者如何耳。臣尝推原古人用兵之意，比较今日主兵者之失，大略有四：夫兵贵精不贵多，多而不精，反以为累。故昔之善用兵者，料简至精，率能以少击众，如干将、镆铘，迎刃而断，莫之敢撄，其与顽铁岂可同年而语哉！王邑百万而破于光武之三千，苻坚百万而败于谢玄之偏师，用此道也。又况将兵如将将，多多益办，唯韩信能之，自馀各有分量。今之诸将贪多务得，见他人之兵则垂涎以思并吞，初不自量其智力，果能节制运动，如身之使臂、臂之使指乎否也。冗食既多，从耗国用，疲劣弗简，遇敌先奔。一大将连十数万之众，未闻有敢深入而建奇功者。此不务精而务多之故也。将贵谋不贵勇，勇而无谋，适为败擒。故昔之善将兵者，或深谋于己，或广谋于人。韩信背水而阵，示以大将旗鼓，使敌趋利，拔赵帜而夺其城，遂以破赵，将士皆莫能知，此深谋于己也。得李左车，西向而师事之，遂传檄而定燕、齐，此广谋于人也。周亚夫亦然。其谋于己，则坚壁不战，以困七国之师，志虑一定，虽梁孝王不能夺者是也；其谋于人，则听赵涉遮说，走蓝田，出武关，抵洛阳，直入武库，击鸣鼓，而骇诸侯者是也。善将者莫不如此。而今之大将号为出群帅之右者，不过勇猛敢进，未闻长虑却顾，虚心下士，以谋为先者，求其据形势、中机会，料敌制胜，不战而屈人之兵者，可得哉！此不务谋而务勇之过也。阵贵分合，合而不能分，分而不能合，皆非善置阵者。诸葛亮以石布八阵图于蜀江水中，晋大司马温见之曰：「此常山蛇势也，击首则尾应，击尾则首应，击其中则首尾皆应」。非能分能合，何以至此？自金人凭陵以来，未闻诸将有与之对垒而战者，率皆望风奔溃。间有略布行阵，为其突骑所冲，一散而不复合。于古人置阵之意，岂不相远哉！鱼丽、偃月、平锐、曲直，阵形虽殊，其欲能分合一也。合而不能分，则非所以适变；分而不能合，则溃而已矣。古之阵法，皆能制敌于部伍曲折之间，故诸葛亮以之擒纵孟获，李光弼以之大破史思明。而今之阵法，徒为文具，而不适用，此不务分合之过也。战贵设伏，不设伏而直前，使敌无中断邀击之虞，皆非善战者。北戎侵郑，郑公子突谋为三覆以待之，衷戎师前后击之，尽殪。昔之善战者，未尝不以设伏为先。山川林莽，荟蘙深密，皆可伏兵，或诱之以利而使前，或示之以怯而使逐。薄于险阻之地，击其首尾而不得相援，断其腹心而不能相支，如猛虎陷于机阱之中，麇骇狼顾，鲜有不甚败者。今之诸将或有与敌相遇，惟务力争，不求谋胜，虽小有所获，未闻有能大歼丑类者，此战不设伏之过也。是四者，今日诸将之失，愿陛下明诏之，使知古人用兵之深意，则于折冲禦侮、致果杀敌之方，非小补也。昔高祖驾御韩、彭、英、卢，如指踪猎狗而得兽；光武驾御寇、邓、耿、贾，所向无不成功。陛下十数年来委任诸将，不爱高爵重禄以得其心，分以坚甲利兵以作其气，驾御之术固非愚臣之所能测识，然窃见朝廷近来措置恢复，有未尽善者五，有宜预备者三，有当善后者二。臣荷恩之深，尝蒙圣慈特降亲笔，有「宜因疾置，时告嘉猷」之语，苟有所见，其敢隐藏？请试为陛下详言之。何谓有未尽善者五？夫兴师十万，日费千金，聚人必以财，理财必以义。以朝廷之威，擅天下之利势，而欲措置财用，使养兵不乏，何施不可？善制国用者，有生财之道，有节用之法，有救弊之说，有覈实之政，有懋迁之术，有阖辟之权。审此六者，则虽养兵之多，何患乎财用之不足？而朝廷初不留意于此，唯取于民之为务。降官告，给度牒，卖户帖，理积欠，折帛、博籴，预借、和买，名虽不同，其取于民一也。上户竭产不足以供买官资之敷配，下户绝食不足以应科斗升之诛求，物力耗屈，人心惊疑，如居风涛，汹汹靡定。夫民为邦本，本固邦宁。基址薄则栋宇有倾危之忧，水泉涸则鱼鳖无生养之理。为父母而日削其子，饱腹心而自戕其肌，欲求久安，其可得乎？昔唐德宗急于用兵，而有除陌钱、税间架之令，遂致奉天之变，今日诚不可不以为鉴。此未尽善者一也。夫千里馈粮，士有饥色，樵苏后爨，师不宿饱，军旅之兴，粮饷为先。而去年自江以南，绵地数千里，适有旱灾，粒米惟艰，谷价翔踊，饥民饿莩，相望于路。虽浙西号为丰稔，然以一路而供江湖数路之求，势亦安能有馀？朝廷籴买数目虽多，亦必未能丰衍，王师一动，运漕飞挽，何以能给？议者谓当因粮于敌，臣窃以为不然。使敌人聚粮，或有败北，焚荡而去，必不使为我有。粮道不继，为患甚大。若欲取于伪地之民，则官军掠抄，甚于寇盗，有违吊伐之义，失民望而坚从贼之心，非计之得。此未尽善者二也。金人专以铁骑胜中国，而吾之马少，特以步兵当之，飘暴冲突，势必不支。平时不务有可以制铁骑之术，而亟欲兴举。夫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，况于战阵之际，国家安危所系，岂可忽哉！此未尽善者三也。夫用兵弈棋，先能自固，乃能杀敌。根本之地，当以重制轻，乃能安全；臂指之势，当以大用小，乃能运动。今朝廷与诸路之兵悉付诸外，外重内轻，指大臂小，平居已不能运掉，则缓急将何以使之捍患而却敌哉？兵犹博也，本多乃胜。善博者徐出以待时。今乃罄所有以事一掷，其可乎？此未尽善者四也。臣于陛辞日，窃闻麻制以韩世忠、岳飞为京东、京西路宣抚使，圣意可谓断矣。然兵家之事行诡道。鸷鸟之搏，必戢其翼；猛兽之攫，必匿其爪，藏杀机也。今者不得已而用兵，不知欲敌人之知乎？欲敌人之不知乎？欲敌人之为备乎？欲敌人之不为备乎？事固有先声而后实者，然既有其实，乃可先其声。昔韩信虏魏王、禽夏说，不旬朝破赵二十万众，诛成安君于泜水上，故能发一乘之使，奉咫尺之书，使燕、齐从风而靡，有其实故也。今吾军初未尝有其实，而遽以先声临之，其可乎？此未尽善者五也。何谓宜预备者三？中军既行，宿卫单弱，肘腋之变，不可不虞，此行在不可不预备者一也。江南东、西，荆湖南、北，兵将尽行，屯戍鲜有，敌人或有乘间捣虚之作，则将何以待之？此上流不可不预备者二也。海道去京东不远，乘风而来，一日千里，苏、秀、明、越全无水军，则下流不可不预备者三也。何谓当善后者二？夫胜负兵家常势，有胜必有负，胜之非难，持胜为难，而况于负哉。藉使王师克捷，能复京东西地，则当屯以何兵，守以何将？金人来援，当何以待之？两路之民怀戴宋之心，有来苏之望久矣。既得其地，而吾之力足以覆护之，此当善后者一也。万一得其地而不能守，得其民而不能保，两路生灵虚就屠戮，而使两河之民绝望于本朝，则恢复之功难为力矣。昔宋武帝长驱以复关中，而卒不能有，惟其善后之策不先定故也。善弈者其置子之意，乃在于数十著之间，岂临事而后虑哉？胜犹如此，则所以图为善后之计者，宜何如哉。此当善后者二也。陛下天纵英武，念二圣于漠北，出自睿断，图此武功，事势既然，必不得已，臣愿献愚计。军政既修，莫若小试，勒兵于山东。夫山东天下之陆海也，贼豫赖之以为根本之地，与吾淮南壤土相接，河渠相通，士马易行，粮饷易致。宜令韩世忠率师先临，继遣刘光世为之策应，张浚分兵以防江，岳飞重兵且屯襄阳，勿轻动，以牵制其师，使不得应援。募敢死将士由海道以捣其腹心，择要害之地控扼以断金人来援之路，京东郡县必有起而应者。抚绥料理，务尽其术。京东可保，乃可徐事京西。此今日之至计也。臣蒙陛下面谕，以十数年来训鍊士卒，今方可用，臣退而询之士大夫，咸以为然。区区愚虑，尚有可疑者。以谓吾之士卒初未尝与大敌力战，则欲保其临敌用命，无奔溃之虞，犹未易也。金百鍊则为精金，卒百战则为精卒。故臣欲试之山东者，使战得一胜则士气百倍，乘破竹之势，所向无前矣，惟陛下财幸。昔周宣中兴，北伐则夷猃狁，南征则平淮夷，宜乎意气勇锐，飙举电发。然《常武》之序曰：「有常德以立武事，因以为戒」。然则知有此武功，未尝不以诚一之德为主也。夫其进锐者其退速，物理之自然。兵威方强，志虑太锐，一有挫衄，遽自退屈，岂可谓之常德哉？高祖与项籍战，其丧师跳身者屡矣，然卒以此胜，坚忍而有常故也。昔魏相之告宣帝曰：「救乱诛暴，谓之义兵，兵义者王。敌加于己，不得已而起者，谓之应兵，兵应者胜。争恨小故，不忍愤怒者，谓之忿兵，兵忿者败。利人土地货宝者，谓之贪兵，兵贪者破。恃国家之大，矜民人之众，欲见威于敌者，谓之骄兵，兵骄者灭」。相之论可谓切当。夫兵以义起，以应动，而不忿、不贪、不骄，是谓常德，此帝王之所当尽心也。伏惟陛下留神幸察。臣昨在靖康中与闻国论，当是时，岂不愿和，但欲和得其是，则两国生灵皆赖其利。今日朝廷之议，臣虽不得而与，然闻之士大夫，亦颇得其梗槩矣。臣素以治兵为然，岂不愿战，但亦欲战得其是，则中兴之业自兹以始。夫天下士民凡有知识者，孰不愿陛下以战则胜，以守则固，而早致中兴之功？独议和者不然，袖手旁观，惟觊一有差失，以售其说。臣愿陛下以持重用兵，以多算取胜，而无为议和者之所幸，天下不胜幸甚。取进止。

〔贴黄〕臣窃谓朝廷用兵有横议沮师者，罪固不可赦；至于陈献利害，欲弥缝阙失、助成大功，则宜特留圣意，曲赐嘉纳，庶几有智虑者皆愿自竭，有补国事。伏望圣察。

张耳、陈馀，天下之至交也，然而卒相灭亡者，岂独以势利而非道义哉，其所以交者太深也。夫交太深则望之者重，望太重则责之者备。望重责备，则间隙易生，而怨祸易作，此乃张、陈之所以卒相灭亡者也。方其穷居，结刎颈之欢，相然信死，岂顾问哉。及争张黡、陈释之事，馀怒曰：「不意君之望臣之深也」。解印绶去。其后卒攻耳，而夺之国，耳亦奉头鼠窜以归。汉王借兵东下，战于鄗北，卒斩成安君泜水上，故其交之所以深者，乃其相灭亡之所以酷也。夫交深而望轻者，惟有德者能之，若管、鲍是已。不然，凶终隙末，可胜道哉。

熙宁七年十一月日，太常博士、直史馆、权知密州军州事苏轼状奏：臣伏见河北、京东比年以来，蝗旱相仍，盗贼渐炽，今又不雨，自秋至冬，方数千里，麦不入土，窃料明年春夏之际，寇攘为患，甚于今日。是以辄陈狂瞽，庶补万一。谨按山东自上世以来，为腹心根本之地，其与中原离合，常系社稷安危。昔秦并天下，首取三晋，则其馀强敌，相继灭亡。汉高祖杀陈馀，走田横，则项氏不支。光武亦自渔阳、上谷发突骑，席卷以并天下。魏武帝破杀袁氏父子，收冀州，然后四方莫敢敌。宋武帝以英伟绝人之资，用武历年，而不能并中原者，以不得河北也。隋文帝以庸夫穿窬之智，窃位数年而一海内者，以得河北也。故杜牧之论以为山东之地，王者得之以为王，霸者得之以为霸，猾贼得之以乱天下。自唐天宝以后，奸臣僭峙于山东，更十一世，竭天下之力，终不能取，以至于亡。近世贺德伦挈魏博降后唐，而梁亡。周高祖自邺都入京师，而汉亡。由此观之，天下存亡之权，在河北无疑也。陛下即位以来，北方之民，流移相属，天灾谴告，亦甚于四方，五六年间，未有以塞大异者。至于京东，虽号无事，亦当常使其民安逸富强，缓急足以灌输河北。瓶竭则罍耻，唇亡则齿寒。而近年以来，公私匮乏，民不堪命。今流离饥馑，议者不过欲散卖常平之粟，劝诱蓄积之家。盗贼纵横，议者不过欲增开告赏之门，申严缉捕之法。皆未见其益也。常平之粟，累经赈发，所存无几矣，而饥寒之民，所在皆是，人得升合，官费丘山。蓄积之家，例皆困乏，贫者未蒙其利，富者先被其灾。昔季康子患盗，问于孔子。对曰：「茍子之不欲，虽赏之不窃」。乃知上不尽利，则民有以为生，茍有以为生，亦何苦而为盗。其间凶残之党，乐祸不悛，则须敕法以峻刑，诛一以警百。今中民以下，举皆阙食，冒法而为盗则死，畏法而不盗则饥，饥寒之与弃市，均是死亡，而赊死之与忍饥，祸有迟速，相率为盗，正理之常。虽日杀百人，势必不止。茍非陛下至明至圣，至仁至慈，较得丧之孰多，权祸福之孰重，特于财利少有所捐，衣食之门一开，骨髓之恩皆遍，然后信赏必罚，以威克恩，不以侥倖废刑，不以灾伤挠法，如此而人心不革，盗贼不衰者，未之有也。谨条其事，画一如左。

一、臣所领密州，自今岁秋旱，种麦不得，直至十月十三日，方得数寸雨雪，而地冷难种，虽种不生，比常年十分中只种得二三。窃闻河北、京东，例皆如此。寻常检放灾伤，依法须是检行根苗，以定所放分数。今来二麦元不曾种，即无根苗可检，官吏守法，无缘直放。若夏税一例不放，则人户必至逃移。寻常逃移，犹有逐熟去处，今数千里无麦，去将安往，但恐良民举为盗矣。且天上无雨，地下无麦，有眼者共见，有耳者共闻，决非欺罔朝廷，岂可坐观不放。欲乞河北、京东逐路选差臣僚一员，体量放税，更不检视。若未欲如此施行，即乞将夏税斛㪷，取今日以前五年酌中一年实直，令三等已上人户，取便纳见钱或正色，其四等以下，且行倚阁。缘今来麦田空闲，若春雨调匀，却可以广种秋稼，候至秋熟，并将秋色折纳夏税，若是已种苗麦，委有灾伤，仍与依条检放。其阙麦去处，官吏诸军请受，且支白米或支见钱。所贵小民不致大段失所。

一、河北、京东，自来官不榷盐，小民仰以为生。近日臣僚上章，辄欲禁榷，赖朝廷体察，不行其言，两路官民，无不相庆。然臣勘会近年盐课日增，元本两路祖额三十三万二千馀贯，至熙宁六年，增至四十九万九千馀贯，七年亦至四十三万五千馀贯，显见刑法日峻，告捕日繁，是致小民愈难兴贩。朝廷本为此两路根本之地，而煮海之利，天以养活小民，是以不忍尽取其利，济惠鳏寡，阴销盗贼。旧时孤贫无业，惟务贩盐，所以五六年前，盗贼稀少。是时告捕之赏，未尝破省钱，惟是犯人催纳，役人量出。今盐课浩大，告讦如麻，贫民贩盐，不过一两贯钱本，偷税则赏重，纳税则利轻，欲为农夫，又值凶岁，若不为盗，惟有忍饥。所以五六年来，课利日增，盗贼日众。臣勘会密州盐税，去年一年，比祖额增二万贯，却支捉贼赏钱一万一千馀贯，其馀未获贼人尚多，以此较之，利害得失，断可见矣。欲乞特敕两路，应贩盐小客，截自三百斤以下，并与权免收税，仍官给印本空头关子，与灶户及长引大客，令上历破使逐旋书填月日姓名斤两与小客，限十日内更不行用，如敢借名为人影带，分减盐货，许诸色人陈告，重立赏罚，候将来秋熟日仍旧，并元降敕榜，明言出自圣意，令所在雕印，散榜乡村。人非木石，宁不感动，一饮一食，皆诵圣恩，以至旧来贫贱之民，近日饥寒之党，不待驱率，一归于盐，奔走争先，何暇为盗？人情不远，必不肯舍安稳衣食之门，而趋冒法危亡之地也。议者必谓今用度不足，若行此法，则盐税大亏，必致阙事。臣以为不然。凡小客本少力微，不过行得三两程，若三两程外，须藉大商兴贩，决非三百斤以下小客所能行运，无缘大段走失。且平时大商所苦，以盐迟而无人买。小民之病，以僻远而难得盐。今小商不出税钱，则所在争来分买。大商既不积滞，则轮流贩卖，收税必多。而乡村僻远，无不食盐，所卖亦广。损益相补，必无大亏之理。纵使亏失，不过却只得祖额元钱，当时官司，有何阙用，茍朝廷捐十万贯钱，买此两路之人不为盗贼，所获多矣。今使朝廷为此两路饥馑，特出一二十万贯见钱，散与人户，人得一贯，只及二十万人，而一贯见钱，亦未能济其性命，若特放三百斤以下盐税半年，则两路之民，人人受赐，贫民有衣食之路，富民无盗贼之忧，其利岂可胜言哉。若使小民无以为生，举为盗贼，则朝廷之忧，恐非十万贯钱所能了办。又况所支捉贼赏钱，未必少于所失盐课。臣所谓「较得丧之孰多，权祸福之孰重」者，为此也。

一、勘会诸处盗贼，大半是按问减等灾伤免死之人，走还旧处，挟恨报雠，为害最甚。盗贼自知不死，既轻犯法，而人户亦忧其复来，不敢告捕。是致盗贼公行。切详按问自言，皆是词穷理屈，势必不免，本无改过自新之意，有何可悯，独使从轻！同党之中，独不免死。其灾伤敕虽不下，与行下同，而盗贼小民，无不知者，但不伤变主，免死无疑。且不伤变主，情理未必轻于偶伤变主之人，或多聚徒众，或广置兵仗，或标异服饰，或质劫变主，或驱虏平人，或赂遗贫民，令作耳目，或书写道店，恐动官私。如此之类，虽偶不伤人，情理至重，非止阙食之人，茍营糇粮而已。欲乞今后盗贼赃證未明，但已经考掠方始承认者，并不为按问减等。其灾伤地分，委自长吏，相度情理轻重，内情理重者，依法施行。所贵凶民稍有畏忌，而良民敢于捕告。臣所谓「衣食之门一开，骨髓之恩皆遍，然后信赏必罚，以威克恩，不以侥倖废刑，不以灾伤挠法」者，为此也。

右，谨具如前。自古立法制刑，皆以盗贼为急，盗窃不已，必为强劫，强劫不已，必至战攻，或为豪杰之资，而致胜、广之渐。而况京东之贫富，系河北之休戚，河北之治乱，系天下之安危，识者共知，非臣私说。愿陛下深察，此事至重，所捐小利至轻，断自圣心，决行此策。臣闻天圣中，蔡齐知密州。是时东方饥馑，齐乞放行盐禁，先帝从之，一方之人，不觉饥旱。臣愚且贱，虽不敢望于蔡齐，而陛下圣明，度越尧禹，岂不能行此小事，有愧先朝。所以越职献言，不敢自外，伏望圣慈察其区区之意，赦其狂僭之诛。臣无任悚慄待罪之至。谨录奏闻，伏候敕旨（《苏文忠公全集》卷二六。又见《国朝诸臣奏议》卷一四四，《历代名臣奏议》卷三一八，《文编》卷二○，《右编》卷二○，《文章辨体汇选》卷一六六，《经世八编》卷四六、二四六，《古今图书集成》职方典卷二八七。）。

「以」后原有「为」字，据右引删。